彭德怀和贺龙两大元帅关系如何？有过几次矛盾，但最后仍保持信任

在咱人民解放军里头，彭德怀和贺龙两位老将都是出了名的直性子，为人正派，赢得了后辈们的一片尊敬。可到了1958年那会儿，贺老总却在元帅里头，对彭老总批评得最厉害，那力度比林元帅还要大上一截。

他们之间到底有啥矛盾？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呢？

这两位大将虽然都来自湖南，但他们认识得相对较晚，第一次碰面是在红军三支主力队伍汇合之后。不过，有些事儿啊，其实早就有了苗头。在两人后来的相处里，确实也出现过一些小摩擦，但这些都没影响到大局。

一、段德昌离世，心里挺不是滋味

段德昌小时候就特别有本事，他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。中山舰事件发生后，他去了毛主席、李富春他们办的中央政治讲习班继续深造，深得毛主席的喜爱和看重。

在南昌起义那会儿，段德昌是20军3师2团的党代表，官职比同期的林总还要大一些。起义没成功后，他接到命令去了鄂西，负责搞农民运动。他能力特别强，很快就在老百姓中打下了好基础，建立了洪湖这块根据地，还拉起了一支游击队伍。

段德昌擅长发动农民运动，当红2军团成立那会儿，他挑起红6军政委的大梁，没多久又转任军长。他带兵打仗，一次次地把洪湖苏区的地盘给扩大了，真是个啥都会的全能型人才。

他带队打了龙王集、文家墩、新沟嘴三场大战，每场都赢了，总共干掉了一万多敌人，还收缴了一万多支枪。因此，大家都叫他“常胜将军”。

真遗憾，夏曦这家伙，一到湘鄂西根据地就迷上了“左”倾那一套，胡乱推行一堆糟糕政策。更糟糕的是，他还老是对自己人下手，搞得根据地元气大伤。结果嘛，洪湖那边也待不下去了，只好撤退。

段德昌直接对着夏曦大声指责：“你把我们的根据地都搞没了，还让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同志丢了性命，你说说，你到底算是革命的英雄，还是历史的罪人？”因为这事儿，夏曦开始记恨上了他。

等队伍挪到湘鄂边界，站稳了脚跟，夏曦立马就急着要算账，找了个“改组派”的由头，把段德昌给抓了起来。段德昌打死也不认这些冤枉帽子，他挺着胸脯说：“给我40杆枪，三年里，我要是没法让洪湖苏区重现，我自己把脑袋摘下来！”但遗憾的是，这话没人听，请求也没被批准。

1933年5月1号那天，段德昌在金果坪江家村被害，当时他才29岁。在走向刑场前，他只提出了三个愿望：

一是红三军现在真的挺难的，他们待在的那个湘鄂西山区，地不好，人也穷，粮食根本不够吃，所以他们得回洪湖去；二是红军现在子弹都打光了，没办法，只能省着用，甚至到了要用刀砍敌人的地步；三是我可不是什么“改组派”。像这么忠诚勇敢的人，听到他的遗言真让人心里难受。

乍一看，前面的事儿好像跟彭老总、贺老总没啥关联，对吧？但其实，段德昌是彭老总入党时的引路人，他俩关系铁得很。贺老总呢，那可是湘鄂边地区的大功臣，地位相当高。可彭老总心里头有个结，觉得贺老总在营救的事儿上没使上全力，这事儿他一直放不下。

再提一下，毛主席对段德昌的牺牲感到非常难过，他亲自为段德昌颁发了新中国的第一张烈士证书。到了1955年授衔仪式前，当有人提到段德昌的名字时，毛主席情绪失控，当着大家的面流下了眼泪。

二、反对军阀统治，进行抗争和调解矛盾

长征队伍刚落脚陕北那会儿，为了让大家伙儿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革命信念更加牢靠，中央就指派彭老总，让他挑头在红二方面军里头搞了一场反对军阀习气的行动。

那时候，红二军团第4师的卢冬生师长可真是挨了不少批评，这家伙可是贺老总的心腹大将。从南昌起义失败后，他就一直跟着贺老总，跑到湘鄂西去开拓革命的新天地，长期以来都是贺老总身边的得力保镖。现在卢冬生被扣上了军阀主义的帽子，那人们不得不想，他的上司会怎么看呢？

卢冬生原本都要走马上任，成为八路军120师的358旅旅长了，任命书也都发下来了。可没想到，因为那场突如其来的运动，他没能顺利上任。更没想到的是，之后他还被安排去了苏联。

贺老总发现自己的左右手突然被调走了，而且看样子好像还要对自己动手，他心里头不由得直犯嘀咕。

三、军队换了新领导，心腹被上级责备原本由某人指挥的部队，现在已经由新的将领接手。这一变动，让原本在该部队中有很大影响力的亲信们，感到有些无所适从。他们中的一些人，因为过去的行为或决策，受到了新领导的批评。这些亲信们原本在部队中地位稳固，但现在他们必须适应新的指挥体系，接受新的规则和制度。对于新领导的批评，他们虽然心有不甘，但也只能默默接受，努力调整自己的状态，以适应新的环境。这次变动，对于整个部队来说，也是一次新的挑战和机遇。新领导带来了新的战术和战略，部队需要时间来适应和学习。而对于那些曾经受到批评的亲信来说，这也是一个反思自己、提升自己的机会。他们需要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，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
在打仗的解放时期，原来的红二方面军大当家、八路军120师的领头人贺龙，主要是忙着后勤那些事儿。这是咋回事呢？

1947年那会儿，胡宗南带着队伍攻打延安，可贺龙将军呢，他还在晋绥那块儿，一时半会儿根本回不来。情况又特别急，陕北那边得赶紧有个统一的头儿来指挥。所以，贺龙将军的那些老部下，就只能先让别人来带着了。

一开始，中央也打算等着贺老总。陕北那边，头一个统一管事的队伍是陕甘宁野战大军，张宗逊挑了大梁，当上了司令员。除了这个，张宗逊还兼着晋绥军区第一纵队的头儿和晋绥野战军副司令的差事，而这两个职位的上头，都是贺龙在管。

要是张宗逊能顶住敌人的进攻，那等贺龙回来后接手指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儿了。可没想到，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在西华池打的第一仗就栽了跟头。没办法，中央只好赶紧换人，重新组建了个西北野战兵团，这回让彭老总来当头儿。

这次新的职务安排，让贺龙没能当上野战军司令员，而且他原来的部下大多都转到了彭老总手下听从调遣。

不过呢，彭将军和贺将军的指挥方式差别挺大，因此手下的干部们好一阵子都没能习惯。大部分的纵队司令和政委，都更倾向于跟着彭老总走，这里面要数廖汉生和贺炳炎表现得最明显。

贺炳炎和廖汉生都曾挂断过彭老总的电话，西府战役失利后，他俩在会上猛地一拍桌子，嚷着要“撂挑子”，最后还是得靠贺龙出面摆平这事儿。

廖汉生娶了贺龙的外甥女，成了贺家的女婿，而贺炳炎则是贺老总身边最得力的战将之一。他们俩经常挨贺老总的批评，挨了骂之后就会去找贺老总聊天解闷。这样一来，贺老总心里头肯定也不会太痛快。

四、说到对运动的看法，那真是大相径庭。

之前发生的几件事情，说实话，也就让我心里稍微堵了一下，没过多久就释怀了。但问题是，贺老总跟彭在运动这事儿上的看法完全南辕北辙，结果贺老总对彭的批评就特别严厉。

1959年的时候，聊到那份《意见书》，贺老总表示，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大家“拼劲不够”，而彭老总提到的“过于冲动”有点儿全盘否定了我们之前的努力。

他还提及了这样一句话：彭之前在火车上提起过，“若非咱们中国的工人农民表现出色，说不定还得请红军出手呢。”这话一出，让中央领导层的误解更深了，整个局势也跟着越来越紧绷。

在后来的扩大会议上，贺老总留下了不少讲话笔记，跟林总的比起来，那深度可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不管是在会议进行中还是结束后，贺和彭之间都没有啥私下的书信来往，这足以说明他们的关系并不那么铁。

但要说清楚的是，这两位老教练的冲突都是工作上的事儿，私下里他们并无过节。其实，他们对彼此的为人都挺有信心。

后来，贺龙被选为了那个专门调查小组的领头人。彭老总一听，就说：“贺龙这家伙，他去查，我放心。我压根儿没跟外国人勾结，他也不会凭空给我扣上这么个帽子，这点我还是心里有数的。”

当一个人在最绝望的时刻，仍然愿意相信另一个人，这绝对是对那个人品格的一种强力背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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